第二卷(14)母亲的负面资产

所以在苏晚这件事上，苏红梅和薛晓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团结。这种团结没有明说，没有签协议，没有任何公开的表态，但它体现在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亨泰和华民长期以来的互相撕咬，自从华民集团被恐怖分子袭击以后就开始缓和了。亨泰承接了华民新总部大楼的部分建材供应合同，华民把生物制药园区的一部分物流业务外包给了亨泰的子公司，两个女人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也不再互相拆台，偶尔还会在对方面前默契地帮我挡掉一些不怀好意的提案。

这些都是好事。至少在公事层面，是好事。

但有一件事让我头大。不是一般的大。

薛晓华把手机放下，走回来，从茶几上拿起我的公文包递给我。她的手在我的手背上停了一下，然后抬眼看我，表情忽然变得认真起来。

“维民，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

“你知道苏红梅为什么讨厌江曼殊——不光是因为你，还因为江曼殊当年在临江的时候跟苏红梅在生意上有过节。我也讨厌江曼殊——不光是因为你，还因为她差点把你整个人生都毁了。苏晚也讨厌江曼殊——那是因为苏家的情报系统早就把江曼殊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苏晚比我们两个加起来知道得都多。”她说到这里，停了停，像是在组织措辞，“我们三个讨厌江曼殊，各有各的理由。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江曼殊现在已经走了，跟那个富二代去了新西兰，不会再回来祸害你了。但她留了一个问题给我们三个。苏红梅想跟你生个孩子，苏晚想跟你过一辈子，我想……我想什么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三个互相较劲，互相提防，互相炫耀，但归根到底——我们三个都怕同一件事。”

她握了握我的手。

“我们都怕你还放不下她。”

我看着她，没有回答。落地窗外，临江的夜色已经完全铺开了。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盏红灯还在有节奏地一明一灭，远处的市区灯火连成一片，像倒扣在地面上的银河。双子塔的玻璃幕墙映出办公室里我和她的影子——她站在我面前，一只手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指尖还残留着刚才绕我领带时沾上的体温。

薛晓华的那句话在我耳朵里转了好几圈，像一颗石子投进井里，过了很久才听到井底传上来的那一声闷响。

关于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这三个女人斗得再凶，互相使绊子、炫耀、试探底线，但在讨厌江曼殊这一点上，她们的态度出奇地统一，像三条从不同方向流过来的河忽然汇进了同一条河道。苏红梅讨厌她，不光是因为我，还因为当年母亲在临江的时候跟亨泰在生意上有过直接冲突——母亲帮别人撬过亨泰的墙脚，苏红梅记仇记到现在。薛晓华讨厌她，是因为亲眼看着母亲把我拖进一个又一个泥潭，她却不能替我铲平那些烂摊子。苏晚讨厌她，是因为苏家的情报系统把母亲的底细翻了个底朝天，连她当年在上海做“学生”时接触过哪些人都查得一清二楚。三条河，汇成同一股浊流。

但不止这三条河。是整整一片海。

我那群神通广大的师兄师姐们——大师兄在德国做完访问学者回来以后现在已经是某个跨国企业的亚太区负责人，二师兄在上海交大从副教授升到了教授还兼着学院副院长，三师姐在深圳把公司做上了市，小师弟在省发改委从科员一路提到了处长——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能见到我的场合，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个女人配不上你，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市政府里的同僚也一样。那些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开会时一口一个“苏市长”的人，转个身进了茶水间，声音就会压低了三分。不止一次，我的秘书——在苏晚之前的那几任——会在整理文件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份匿名举报信的复印件夹在会议材料里递到我手上。举报信的内容大同小异：临江市市长苏维民，其配偶江曼殊曾长期从事色情服务行业，与多名身份不明的境外人员保持不正当关系，并在与苏维民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新加坡籍男子罗某同居，现已随该男子出境。举报信的落款永远是“一个关心临江政治生态的普通干部”或者“一个希望组织严肃纪律的老党员”。

我从来不查这些信是谁写的。因为查不过来。临江官场里看我不顺眼的人太多了——被我动过蛋糕的、被我压过提拔的、被我当众驳过面子的、被我在常务会议上否过方案的。他们拿我的政绩没办法，就拿江曼殊这三个字当刀使。每次提拔公示期，每次评优评先，每次省里来人考察，这把刀就会被从某个抽屉里翻出来，擦一擦，重新捅一次。“苏市长的前妻是个做鸡的”——这句话在临江官场的暗处流传了好几年，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被添了多少油加了多少醋。有人说她不是做鸡，是妈妈桑，手底下管着几十个姑娘。有人说她不是跟富二代跑了，是跟新加坡黑帮老大的儿子跑了。有人说她走的时候卷走了我的全部积蓄，所以我现在还住在市府宿舍里。

这些流言，我一个字都不信，也一个字都不辩。因为一旦辩了，就等于承认了这些话题值得讨论。而一旦承认了值得讨论，他们就会挖得更深。

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周教授。

老头在交通大学带我的时候，是个出了名的暴脾气。他可以在课堂上当着上百号人的面把一个答错问题的研究生骂到哭，也可以在办公室里把一篇不合格的论文摔在地上让学生一页一页捡起来。但他对我，从来都是最温柔的。我是他带的时间最长的学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至少在他知道江曼殊之前是这样。

他知道以后，一切都变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一次被他逼着谈这件事的场景。那时候我还在临江市委办公室当副主任，老头从上海专程飞到临江，在市委招待所里堵住了我。他把一叠材料拍在茶几上——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几页信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母亲在上海的“从业经历”，不知道是哪个神通广大的校友帮他查的。他指着那叠材料，手指在发抖：“维民，你告诉我，这上面写的，哪一条是假的？你说得出来一条，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烧了，给你道歉。”我一条都说不出来。他等了我一分钟，然后把那叠材料抓起来塞进公文包，站起来，一脚踢翻了茶几旁边的废纸篓。“你糊涂！”那是他第一次骂我。

后来他骂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从市委办副主任提到市政府秘书长，他在电话里骂。我从市政府秘书长提到副市长，他飞到临江来骂。我从副市长提到市长，他那时候已经调到了中央，在某次省部级干部研修班上把我单独叫出来，在走廊尽头压低声音骂了整整四十分钟。拍桌子、砸水杯、脸红脖子粗——这些场面在那些年里反复上演。

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一次。老头已经是国家级领导了，国务委员，名字后面跟的职衔多到一张名片印不下。他到省里视察，行程安排得很满，但还是专门挤出一个晚上，在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安排了饭局。饭局上全是熟人——大师兄正好回国出差，二师兄从上海飞过来，小师弟从省城开车过来，还有几个在不同部委和省直机关任职的师门同学。老头一开始心情不错，谈国际形势、谈经济政策、谈临江的产业升级，还当着一桌子人的面夸我：“苏维民在临江搞的那个生物制药产业园，思路对头，有前瞻性。地方干部里能有这个眼界的不多。”大师兄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老爷子今天高兴，你就顺着他说。

后来气氛开始不对，是在菜上到第七八道的时候。老头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没有喝，只是转着杯子看里面挂壁的酒液。同桌的人还在聊着别的话题，但大师兄已经注意到了老头的表情——大师兄是最会看脸色的，他立刻安静下来，给二师兄使了个眼色，二师兄又踢了小师弟一脚。不到十秒，整张桌子鸦雀无声。

老头等所有人都不说话了，才把酒杯放下，抬头看着我。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当年在交大讲台上一样的锐利。他问了一句：“维民，你那个老婆，离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没有任何预兆地抓起桌上的分酒器，手腕一翻。大半杯茅台，带着酒液特有的黏稠和浓香，劈头盖脸地泼在我脸上。酒液溅进我的眼睛，火辣辣地疼，顺着我的脸颊淌下来，滴在我那件当时还是新买的深蓝色西服上。一桌人全都愣住了。啤酒杯停在半空中，筷子掉在地上滚了两圈。没有人敢动，没有人敢出声。小师弟的脸色白得像纸。

“你——”老头把分酒器往桌上重重一顿，酒液从杯口晃出来，溅在白色桌布上，晕开几团深色的印子，“你是要她毁了你一辈子才甘心是不是？”

大师兄最先反应过来。他站起来，一只手按住老头的肩膀，另一只手迅速把桌上的酒瓶和分酒器全都收走，动作熟练得像排练过无数遍。二师兄递给我一张湿毛巾，我没有接。我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酒，站起来，给老头鞠了一躬，说：“教授，您说得都对。我会认真考虑。”然后我转身离开了餐厅。

走廊里很安静，脚下的地毯吸掉了所有脚步声。我走到电梯口，按了几下按钮，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反复碾压了无数次之后的钝痛。我知道老头是为我好。他这辈子花了多少心血在我身上，从交大的课堂一路教到官场的实践，把我从一个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穷学生培养成全省最年轻的市长。他不能接受他最得意的门生因为一个女人的关系，在某一天被组织审查、被政敌利用、被历史定论——这是他的原话。他的方式粗暴到了极点，但他的用心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半分。

大师兄也逼过我离婚。但他的方式和周教授不一样。大师兄不拍桌子不泼酒，他是那种笑着跟你说话但每句话都带钩子的人。那年他刚当上某跨国企业的亚太区负责人，来省城谈一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投资项目，项目规模很大，省里好几个城市都在抢。他专门到临江来找我，在我办公室里坐下，翘着二郎腿，喝着杯里我亲手给他泡的龙井，跟我说：“维民，这个项目我可以放临江。投资额十二个亿，上下游带动的就业和税收你自己算。但我有一个条件。”他顿了顿，把茶杯轻轻搁在桌上，“你跟江曼殊离婚。你一天不离，这个项目我一天不落临江。”

我当时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温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洞悉一切的沉稳。他不是在威胁我，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逼我做他认为正确的决定。他比周教授更难对付，因为周教授的招数你还能接住——大不了就是挨一顿骂，挨一杯酒，挨几次拍桌子。但大师兄的招数你接不住，因为他手里攥着的东西是真金白银的、能影响临江几十万老百姓饭碗的项目。他在逼我做选择题：选江曼殊，还是选临江。

“大师兄，”我说，“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他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要是连这道选择题都做不对，就白费了老师这些年教你的东西。”

后来他还是把项目放在了临江。但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遗憾：“维民，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后还是选临江了吗？不是因为你不离婚我就心软了，是因为你们临江的产业园配套确实比别的地方强。那个女人差点毁了你们临江的一次重大招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类似的事还发生过很多次。三师姐在深圳的公司上市以后，有一年到临江来考察，在我办公室里聊了没几句就把话题拐到了老路上。她的方式和大师兄不同，她不威胁，她只是叹了口气，说：“维民，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我见过的最傻的人。聪明在做事，傻在看人。”我没回答。她又叹了口气，站起来，说了一句：“算了，我不劝了。劝了这么多年也没用。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些人——我的老师，我的同门，我的同僚，我的红颜知己——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江曼殊不是好东西。他们不知道母亲和我的真正关系。他们不知道她是我的继母，不知道她在我父亲去世后把我养大，不知道她当年在上海从事风俗行业是为了供我读书，不知道她嫁给我是天知道什么复杂的原因。他们只知道一个事实：苏维民娶了一个做鸡的女人，这个女人年龄比他大很多，和恐怖分子有牵连，最后抛弃他跟一个富二代跑了。这个事实已经足够让他们做出所有判断。

我不怪他们。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我大概也会劝那个叫苏维民的人趁早离婚。但理解归理解，那种被所有人包围着、被所有人在耳朵边上反复重复同一句话、被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场合用所有可能的方式逼迫你做同一件事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被关在一个没有门窗的房间里，墙壁上只有一面不断重复播放同一段录音的扩音器。你堵不住它，你关不掉它，你逃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