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15)荒唐的过去

从华民总部双子塔的旋转门里走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临江的夜晚没有新加坡那种赤道式的闷湿，也没有广州那种稠密的灯火，而是一种被工业城市特有的粗粝感裹住的、带着油烟和尘土气息的夜幕。路灯刚亮不久，橘黄色的光打在柏油路面上，把路面上的裂缝和修补痕迹照得清晰分明。对面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盏红色警示灯还在有节奏地一明一灭，工地上已经停了工，只有几盏探照灯还亮着，把裸露的钢骨架照得苍白。

我站在台阶上，把西服扣子重新系好，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空气里有远处夜市飘来的孜然味，混着柏油路面散发出的白日余热，还有一丝从更远处工业区飘来的淡淡的焦煤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不香，但熟悉。

刚走下台阶，手机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那是一个北京的区号，后面跟着一串数字，号码段不是普通公务电话，也不是私人手机，而是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属于某个中央部委直属办公室的加密座机号段。我在临江这些年，接过无数电话，但这个号段我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每一次都跟一个人有关。

而到目前为止，我熟悉的、能直接让秘书拨我私人手机的中央首长，除了前两天刚在新闻里看到要去西伯利亚维和的苏烈钧将军，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贴到耳边。

“您好，我是苏维民。”

“苏市长您好，我是周副总理办公室的张秘书。”那边传来的声音年轻而不轻浮，带着京城大院特有的那种咬字清晰、节奏沉稳的语调，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尺子量过，“根据首长近期工作安排，下周首长将前往贵省视察经济工作，期间计划在临江市停留一天。具体行程包括听取临江市政府关于重金属提炼产业升级和生物制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实地考察华民集团和亨泰集团，并与基层干部座谈。请临江市方面按照相关接待规定做好准备工作。”

我站在原地，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从公文包里摸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飞快地在记事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华民、亨泰、座谈会。周老头要来临江了。不是随便来看看，是正式的、带着一整支调研组的那种视察。行程安排具体到了每一家企业、每一场汇报，这意味着老头来之前已经把临江的材料翻了个遍。

“收到。请转告首长，临江市将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做好接待工作，汇报材料会在两天内送省里预审，考察点的前期准备工作明天启动。”我顿了顿，补了一句，“另外——请转告首长，临江的干部都很想念他。”

张秘书嗯了一声，声音里带了一丝极淡的笑意，像是知道我这句话里藏着的东西远比字面多。“苏市长，首长还有一个口信让我转达。”

“请说。”

“首长说——‘让维民把汇报材料准备好，但不用太紧张。上次在省里泼他的那杯酒，我早就不记得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了半寸。老头让秘书转达这句话，意思太多了。他说他“不记得”，意思是他记得比谁都清楚。他说“不用太紧张”，意思是这次来临江，公事要谈，私事也要谈。他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把上次饭局上那杯茅台的尴尬抹平了，但他没有说“算了”——他只是说“不记得”。

“谢谢张秘书，首长的话我一定认真领会。”我说。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台阶下面几个正在巡逻的安保看见我站在门口不走，往这边多看了两眼，认出是我之后又转了回去。我把记事本合上，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临江市区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辆摩的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突突地驶过，骑手戴着耳机在打电话，声音被风吹散在夜色里。

过去一般老头都是亲自打电话的。从交大时期到我在临江刚起步那几年，他每次要见我，都是直接用他那个老掉牙的红色座机拨我的手机，电话接通以后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苏维民！我下周到你那边去一趟。”后来他调进中央，升了国务委员，又升了副总理，这种直接拨电话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级别越高，规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拍脑袋就打学生电话了。但每次他通过秘书安排行程，都会让秘书在最后加一句“首长让您方便的时候给他回个电话”，那意思就是——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回电话的时候就不是副总理和市长了，是老师和学生。

上次泼了我一脸茅台之后，这句“让您方便的时候回个电话”就没有了。老头没有再主动给我打过电话，连让秘书转达的口信都变得公事公办，不再夹带任何私人情绪。他只是隔三差五让师兄弟们帮忙带个话。大师兄转达的是“让他别老是加班，身体要紧”，二师兄转达的是“听说临江的产业园不错，让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师弟转达的是“师兄，老师说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师弟那张嘴向来最不把门。这些带话都有同样一个潜台词：老头还在生气，但气归气，他还是我的老师，还是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一次他亲自派秘书通知视察行程，还让秘书带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记得了”——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说，他打算借这次视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后呢？

作为国家领导来视察地方，我是不慌的。临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属提炼产业的产值连续十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生物制药产业园一期已经入驻了二十几家企业，华民和亨泰作为临江两大民营旗舰，各项指标都经得起查。西服是合规的，票据是齐全的，汇报材料我心里早就有了框架。老头在考察点现场问什么刁钻问题我都不怕。

我唯一担心的，是老头这次来又要撮合我和苏晚。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老头这辈子对自己认准的事从来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苏晚是他认准了快十年的事。当年在交大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主意，后来我选了母亲他气得半死，再后来他把苏晚从北京调来临江放在我身边当秘书，每一步都像是他预先布好的棋。现在母亲走了，档案上我已经是单身，在老头眼里，这盘棋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收官的时候。他这次来临江，行程表上写的是“听取汇报”“考察企业”“与基层干部座谈”，但在我心里，那张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见的墨水写着四个字——验收成果。

我把记事本和笔收进公文包，在台阶上站了几秒，然后迈步往下走。周铁军在大门口值班，看见我走出来，朝我点了下头。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别。夜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混凝土搅拌站飘出来的水泥粉尘味和远处不知谁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动的窸窣声。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为苏晚可能在——她已经走了，她说“早点回来”之后就拎着那个LV纸袋出了门，她的习惯是话说完了就不会在原地逗留，不会像薛晓华那样趴在门口等。但我得回去把汇报材料的大纲拉出来，明天一早让办公室往省里报。而且刚才在薛晓华办公室里那场折腾，衬衫后背又湿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发上的皮革护理油，得回去换一套。

我走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没打摩的——市长坐摩的白天还能说是亲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谁，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沙哑嗓音在车厢里回荡。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眼熟，但没认出来，只是问：“老板去哪个方向？”

“市府宿舍。”

车子驶过老城区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往外看。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关了大半，只剩几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和烧烤摊还亮着灯。烧烤摊的炭火在夜色里发出暗红色的光，油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飘，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围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脚边趴着一条懒洋洋的土狗。这些场景和我几年前刚当市长时一模一样——临江的夜晚是属于这些人的，不是属于双子塔和玻璃幕墙的。周老头要看发展数据，我能给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临江，应该在这个点来这条街，在烧烤摊旁边坐一会儿，闻一闻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车子拐上市府宿舍门前那条栽了两排行道树的窄路。车灯光柱扫过路缘，一只野猫从垃圾桶后面蹿出来，消失在墙角的暗处。我付了车费，拉开车门走出来。楼道口的声控灯今天早上被苏晚换了新的灯泡，我这会儿咳嗽了一声，那灯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楼道口那扇生了锈的铁门上，把铁门上贴着的“创建文明社区”标语照得发白。

我用钥匙开了门，客厅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苏晚走了。窗帘还是下午她拉上的那个位置，沙发上被她重新拍过的靠垫还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几上她留下的那瓶矿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气里那股极淡的白茶清香还没有散干净。我把灯打开，在玄关换了拖鞋，走进卧室，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干净衬衫。旧衬衫袖口上那几块铁锈色的印子还在，被洗衣液泡过无数次之后已经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晓华办公室折腾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贴在皮肤上黏得难受。

我把旧衬衫搭在椅背上，拿起干净的那件刚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机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一看——还是北京的区号，但不是刚才那个加密座机号段，而是另一个号码。我盯着屏幕看了两秒，脑子里迅速排除了几种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书——秘书刚才已经通知完了，不会再打。不是苏将军——苏将军现在大概在沈阳军区做出发前的最后部署，没空给我打电话。那还能是谁？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屏幕上那个北京区号的号码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远处有一辆垃圾车正在收垃圾，铁桶碰撞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我刚换上的干净衬衫领口还没翻好，衣领翘在脖子后面，被夜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

“您好，我是苏维民。”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双手把领口翻下来。

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平稳、克制、没有任何多余情绪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在官场上听过很多次——不是那种装出来的严肃，而是被训练过的、把每一句话都当成保密文件来对待的声音。“苏市长您好，我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下周我将随同首长到临江视察，相关事项省委会提前通知您。今天这通电话，是想提前跟您沟通一件涉密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