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10)尘埃落定

她的手从我的大腿滑到膝盖，又从膝盖滑到小腿，动作不紧不慢。

“以后周末，如果你有空，就到我这里来。我在市区的别墅你应该知道在哪，附近没有记者蹲点，我也有安保措施，不会让人拍到不该怕的东西。周六来，周日回去。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的厨艺你别小看，当年我一个人带小伟，大排档都开过。红烧肉收汁的时候放半勺冰糖，比你们市府食堂的强一百倍。”

她的手指在我的小腿肚上轻轻按着，按到酸胀的肌肉时力道恰到好处。

我的手放在水里，手指无意识地拨动着水面上的泡沫。沉默了几秒。

“梅姨，”我开口了，声音在浴室墙壁之间回荡，“这不现实。”

她的手停了。

“你是说——”

“记者肯定会拍到的。”我打断她，语气平静，但没有商量的余地，“临江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在市区的别墅再私密，周边没有邻居，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哪个记者在你别墅附近蹲点，或者哪个竞争对手派人跟踪，拍到临江市长和女企业家苏红梅频繁出入同一栋别墅，会是什么后果？”

我把手从水里抬起来，在胸前比划了一个“一”字。

“一篇头版头条，就可以毁了亨泰的融资。一句含沙射影的话，就能让国资委的人质疑亨泰的投资项目。一次‘人民群众的举报’，就能让我被组织约谈。一次我可以解释，两次我可以应付，三次——人家说这是正常的公务往来，你觉得有人会信吗？”

苏红梅安静了片刻。然后她把手里的海绵放在浴缸边缘，直起身，靠在浴缸另一侧的靠背上，双手抱在胸前。她的乳房因为手臂的挤压堆出了深深的乳沟，水面上只露出上半球，在灯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被拒绝的恼怒，也没有被否定的委屈。她只是在思考。苏红梅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僵局里找活路。

“你说得对。”她点了点头，语气干脆，像是刚才的提议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被否定了就换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墅确实不安全。我的别墅在住宅区，不管多私密，记者总有办法摸上来。”

她说着，用指尖轻轻敲着浴缸的边缘，发出清脆的叮叮声。那节奏和她昨晚在方向盘上敲出的完全不同——不是焦躁的无规律的敲击，而是沉稳的、有板有眼的节拍。她的眼睛里那种锐利的光又回来了，那是苏总在会议上听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之后才会有的光——不是害怕，是跃跃欲试。

“那不去别墅，”她说，“去镇上。”

我没反应过来。

“镇上？”

“镇里——就是临江城北那个老镇子。你肯定知道。就是亨泰起家的地方。”她的语速变快了，手从浴缸边缘抬起来，在空中比划着，“我当年在那里做纺织作坊，租的是一栋老式居民楼一楼的小单间。那个镇子不大，只有一条主街，两家超市，一个邮局，几个早点铺子。我的厂房后来搬走了，但那个老作坊的房子还在。我去年派人去收购了周边一片旧公寓，打算改造。你要是去那里，对外就说——市长亲自下基层考察旧城改造项目，实地调研，不打招呼，不要陪同，深入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

她说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个狡黠的笑意。

“至于我——亨泰集团董事长苏红梅，作为旧城改造项目的投资方和牵头企业负责人，陪同市长考察，向上级汇报项目进展。这难道不是合理合法、光明正大的公务活动？”

我看着她，一时说不出话。

她还没说完。

“记者拍到也不怕。市长下基层考察，女企业家陪同汇报，这算什么新闻？让媒体发通稿都没问题。组织要问起来，你就说你在为临江的城市更新做前期调研。亨泰那边的行程记录、会议纪要、项目文件，都经得起查。至于晚上——苏市长当然有招待所可以住。而苏总嘛，”她眨了眨眼睛，把一缕碎发撩到耳后，“继续在镇上住她那个破旧小单间，回忆过去。”

她在水里挪了两步，重新站到我面前，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手指轻轻捏着我的锁骨。

“你去考察旧城改造，我去回忆我当年从作坊起家的岁月。”她凑近我的耳朵，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热气，“白天我们在工地上戴着安全帽对着图纸指指点点，一堆记者跟着拍。晚上等记者都撤了，你就去镇上那条老街尽头的那栋旧公寓，打开四楼右手边那扇掉了漆的木门，梅姨就在里面等你。我平时不会去那里。只有周末，你来了，我才去。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没有记者，没有你那些官场上的眼睛。那个镇子连红绿灯都只装了两个，谁会在意一个破旧公寓里多亮了半夜的灯？”

她的手从我的肩膀滑到我的胸口，指尖轻轻戳了戳我的心脏位置。

“而且，”她补充道，语气平淡得仿佛在陈述一个财务数据，“那个镇子，是我的第一个家。我带着小伟在那里住了八年。后来我成功之后一直没拆那栋楼。整条街都要改造，但那栋房子我舍不得拆。将来不管亨泰做多大，我都不会拆它。那是我和你待过的地方。”

浴缸里忽然安静了。只有热水循环系统发出的轻微嗡嗡声，和偶尔从水龙头里滴落的水珠砸在水面上的叮咚声。

我看着苏红梅，水汽在她周围蒸腾，她的脸在蒸汽里显得格外柔和，眼角的细纹被氤氲的水雾模糊了大半。她的头发湿了几缕，贴在脖颈上，发梢凝着水珠。她还在等我的回答。

我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水里泡得温热，皮肤有些微微发皱，指节依然粗大，虎口的旧茧依然硌手。我扣住她的手指，十指交握，放在水面下的膝盖上。

“梅姨。”

“嗯？”

“你这人，就是太聪明。”我说。

她笑了。那笑容在水汽里绽开，像一个少女终于等到了想要的礼物。她把另一只手也覆上来，双手包住我的手，轻轻捏了捏。

“不聪明怎么做苏总。”她把头靠在浴缸边缘的垫子上，眼睛半眯着，透过氤氲的水汽看着我，目光慵懒而满足。“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回去我就派人去那个公寓重新收拾一下 。买些新的家具。你不知道——那公寓里现在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旧衣柜，连热水器都是老式的。你堂堂市长周末去我那里，总不能让你洗冷水澡。”

她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变成了自言自语般的嘟囔：“窗帘也得换……旧的都发霉了……买个新冰箱……做饭要用……”

我仰头靠在浴缸壁上，闭上眼睛。蒸汽缭绕，薰衣草的香气混合着泡沫的清香钻入鼻腔，浑身的肌肉在热水里一寸一寸地松弛下来。脑子里不再像昨天晚上那样乱成一锅粥，而是空空的，静静的，像被熨斗熨过了一遍。

镇上的旧公寓。掉了漆的木门。老式居民楼。没有监控，没有记者，没有官场上的眼睛。只有她，和一张木板床。

这或许是最好的方式。不是同居，不是情人，不是任何可以被标签定义的关系。就是一个周末可以偶尔去的地方，一个不必说太多话的人，和一个承诺了几十年的人。

“行。”我闭着眼睛说。

苏红梅没有回答。但我感觉到她的手从我的手指里抽出来，轻轻按在了我的头发上，开始慢慢地梳理。手指带着温水和泡沫的润滑，从额头滑到头顶，从头顶滑到后颈，再从后颈滑回去。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和凌晨时一模一样。

浴室里安静了很久。只有水循环系统的嗡嗡声，和她手指穿过我发丝时细微的水声。

我几乎要睡着了。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老天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我以为自己什么都不剩的时候，给了我这些。”

我睁开眼睛，侧过头看她。她也在看我。水汽在我们之间缓缓浮动。她俯下身，在我湿漉漉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嘴唇温热柔软，带着沐浴露的清香。然后她松开我，从浴缸里站起身。水从她丰腴的身体上哗哗地淌下来，在浴缸边缘溅起细密的水花。

“不泡了。再泡皮都皱了。我去做早饭。”她说着跨出浴缸，从架子上扯下一条雪白的浴巾，熟练地裹住身体，另一只手从架子上抽出另一条，扔在我头上，精准地盖住了我的脸，“你也出来。吃完饭，你该回你的市府了。周一要开常务会议，议题我昨天看了，有两项跟我亨泰有关。到时候你在会议室里坐主位，我坐汇报席，咱们公事公办，谁也不许多看谁一眼。”

她从头上扯下浴巾，嘴角还挂着那个餍足的、狡黠的微笑。

裹着浴巾，光着脚，踩着湿润的大理石地面，推门走出了浴室。水汽从门口涌出去，她的背影在蒸汽里显得有些模糊，那头散乱的长发披在紫色丝绸睡袍的肩头，肩胛骨的轮廓在丝绸下若隐若现。她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隔着半个浴室的距离看着我，眼睛在暖黄色的灯光下亮得惊人。

“对了维民，”她说，“你昨晚说梦话了。”

我擦着头发的手停住了。

“我说什么了？”

她歪了歪头，嘴角浮起一丝说不清是揶揄还是温柔的笑意。

“你叫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另一个——你自己猜。”

然后她转身走了，赤脚踩在走廊的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厨房那边传来了锅碗碰撞的声响。

我拿着浴巾站在浴室里，头发上的水珠一颗一颗滴在肩膀上。盯着门口她消失的方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名字，最终停在了一个不该停的地方。

我摇了摇头，把浴巾围在腰上，走出了浴室。

早饭做的很丰盛。

苏红梅穿着那件深紫色丝绸睡袍，腰带系得松松垮垮，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侧。她光着脚踩在厨房的瓷砖上，脚趾涂着淡红色的甲油，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灶台上摆着两只平底锅，一只煎着鸡蛋，蛋白边缘煎得金黄酥脆，蛋黄却还保持着半凝固的溏心状态；另一只锅里，培根正在滋滋地冒着油花，焦香裹着烟熏味弥漫了整个厨房。旁边的蒸笼里热着几个白面馒头，是她自己揉的面，发得恰到好处，个个白胖浑圆。桌上已经摆好了两碟小菜——一碟酱黄瓜，腌得脆生生的，表面挂着晶亮的酱汁；一碟凉拌木耳，木耳撕成均匀的小片，拌了香醋和芝麻油，撒了几粒白芝麻。还有一锅小米粥，粥熬得浓稠绵密，表面凝着一层薄薄的米油，金黄色的粥面上点缀着几颗红枣和枸杞。她盛粥的时候用勺子搅了搅，米香和枣香一起涌出来，热腾腾地扑在脸上。

“尝尝。”她把粥碗推到我面前，又递过来一双筷子，筷子和碗沿碰出清脆的一声响。她站在桌边没有坐下，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围裙系带勒在她腰上，把那件宽松的睡袍勒出了腰身。

我夹了一筷子酱黄瓜放进嘴里，脆生生的，咸中带一丝微甜，蒜末的辛香在舌尖上炸开。又喝了一口粥，小米粥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瞬间暖了，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像是被熨斗熨过了一遍。

“好吃吗？”她问。她问这句话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捏着围裙的下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筷子。

“很不错。”我说。

她的脸上绽开一个笑容。那笑容和昨晚的锋利不一样，和凌晨的狂乱不一样，和水汽里的慵懒也不一样。那是一个被肯定了厨艺的女人最朴素的笑容——满足、踏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她这才拉开椅子坐下，拿起筷子，开始吃自己的那份。

她吃得很慢，细嚼慢咽，但眼睛时不时抬起来看我一眼。每次看到我又夹了一筷子菜，或者又喝了一大口粥，她嘴角的弧度就往上翘一分。她自己碗里的粥只喝了一半，却已经给我添了两次。

“吃慢点，别噎着。”她说着，又往我碟子里夹了一片培根。培根煎得恰到好处，边缘微焦卷起，咬下去油脂在齿间爆开。

吃完早饭，她收了碗筷，让我在客厅等着。过了大概十分钟，她从衣帽间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套西服。

那套西服挂在木质衣架上，外面罩着一层透明的防尘袋。她把防尘袋取下来，西服的全貌露了出来——深藏蓝色，接近黑，但比黑多了一层沉静的光泽。面料是精纺羊毛，织纹细腻紧密，手指摸上去滑而挺括，带着新布料特有的微微的涩感。西服的款式是标准的商务正装，两粒扣，平驳领，领型做得干净利落，肩部线条挺而不僵。裤子是中腰直筒，裤线熨得笔直锋利。她把西服举在身前，展平给我看。

我把手从沙发扶手上放下来，坐直了身体。

“梅姨，组织有规定，”我说，声音不自觉地切换成了平时在办公室里的那个调子，“党员干部不能穿太贵的西服。着装规范里写得清楚，领导干部要厉行节约，不得追求奢华。”

苏红梅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拎着那套西服，听完我说的话，嘴角弯了起来。那不是一个被拒绝了的尴尬的笑，而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了然。

“苏市长，”她把“苏市长”三个字咬得清清楚楚，语气里带着几分揶揄，又带着几分认真，“你以为你梅姨是什么人？我在临江做了几十年生意，市府的规定我哪条不清楚？你那份《临江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办公用品及着装规范》的文件，我都能背下来——公务场合着装应整洁大方，不得穿着单价超过三千元的高档服装。对不对？”

她说完，把西服内衬翻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小标签，摊在我面前。标签上印着品牌标识——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国内品牌，价格栏里清清楚楚地印着：人民币贰仟伍佰元整。

“本地品牌。临江本地的服装厂，亨泰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她把标签重新叠好，塞回口袋里，语气平淡得像在汇报工作，“不是什么国际大牌，不是什么意大利进口。就是实打实的国产品牌，质量过硬，价格合规。你穿出去，谁要是问起来，你把标签翻给他看——两千五，连三千的线都没到，你怕什么？”

她把西服从衣架上取下来，抖了抖，西服在空中展开，带着轻微的风声。

“再说了，”她走到我面前，把西服领口撑开，对着我的肩膀比了比，“你之前的那些西装，哪一件不是穿了三四年？袖口磨得发亮，扣子都掉了，领口皱得跟咸菜似的。你那个秘书——叫什么苏晚的——她倒是把你办公室打理得干净，怎么不提醒你换套衣服？市长的形象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是临江的脸面。你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坐在主席台上，省里领导来了你怎么见人？”

我张了张嘴，被她堵得说不上话。

“站直了。”她把西服披在我肩上，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领住袖口。她的动作熟练而自然，就像她刚才在浴缸里用力道恰好的手指搓我的后背一样。我把左臂伸进袖管，她顺势把西服往上提了提，肩线刚好卡在肩峰的位置，不松不紧。我又把右臂伸进去，她绕到我身后，捏住后领的标签布，轻轻往下一拉，整件西服在我后背上服帖地展开，腰部的收省刚好勾勒出腰线的弧度。

她转回我正面，开始扣扣子。她的手指从最下面一颗开始，一颗一颗地往上扣，指尖捏着扣子穿过扣眼，动作不紧不慢。扣到中间那颗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抬眼看我，嘴角微微一挑，凑上来亲了我一下——很短，很轻，嘴唇在晨光里带着微微的湿润——然后又低下头，把最后一颗扣子扣好。

“转一圈。”她退后半步，双手抱在胸前，用下巴点了点。

我转了一圈。她目光从我的肩膀扫到下摆，从后背扫到裤脚，像一位老裁缝在审视自己的作品。然后她满意地点了点头，从鞋柜上拿过来一条领带——深蓝色的，和西服同色系，但略浅一个色阶，上面织着极细的银色斜纹。

“头低一点。”她踮起脚尖，把领带绕过我的后颈，手指灵巧地在领口处交叉、绕圈、穿孔，打了一个标准的温莎结。她收紧领带结的时候微微用力，把结推到衬衫领口的正中央，然后用手指轻轻压了压，让它饱满而不臃肿。

“很好，”她说，声音里没有昨晚的沙哑和氤氲，而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女企业家在验收一份合格的项目报告，“你穿得好，走在外面精神，别人看着也舒服。这些细节你别小看。官场上，一套合身的西装能给你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猜疑——你看，人家市长穿得体面，说明这个城市的面貌不差。要是穿得跟逃荒一样，省里领导心里就会嘀咕：这个市长整天在忙些什么？”

她从衣架上取下配套的西裤。我接过来自己穿上了，裤腰刚刚好，不用皮带也不觉得松垮。裤长精确地落在鞋面上方一厘米的位置，裤脚自然垂坠，走动时不会拖地也不会露脚踝。

“你怎么知道我尺寸的？”我问。

苏红梅正在给衬衫袖口系上一对银色的袖扣，听了这话，手上没停，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那声“哼”里带着一种“你太小看我了”的轻蔑和一种“这还用问”的骄傲。她把袖扣扣好，又伸手帮我整了整衬衫的领口，手指在领口的折缝处捋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折痕。

“你和江曼殊去新加坡之前，有一次去亨泰调研，在我办公室坐了大半个小时。你走之后，我让我助理把沙发上留下的痕迹量了一下——肩膀宽度、腰围、臀围、裤长，从坐垫凹陷的深度估算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淡无奇，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后来我又找了你的司机确认。你的司机不知道我知道，他只是随口说了句‘苏市长以前的西服都是在大兴路那家店改的，每次都要收腰’。”

她把西服最后一丝褶皱抚平，退后一步，从头到脚审视了我一遍。

“不错。”她点了点头，脸上带着不加掩饰的满意，“现在你站到省里的主席台上，没人敢说你邋遢。走吧，梅姨送你。”

她自己也换好了衣服。不再是那件深紫色的丝绸睡袍，而是一套剪裁利落的米色女士套装，里面是白色真丝衬衫，领口系着一条同色系的丝巾。头发重新盘了起来，在脑后挽成一个光洁的髻。脸上化了淡妆，遮住了眼角的细纹，口红用的是一支低调的豆沙色。她看起来和刚才那个在厨房里煎培根的女人判若两人——现在是亨泰集团的董事长，临江商会的副会长，每年在省政协会议上坐在前排的女企业家。

她拎起一只黑色的手提包，换上了一双米色的细跟高跟鞋，鞋跟敲击在大理石门槛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走到别墅门口，她按了一下墙上的遥控器，黑色铁艺大门缓缓滑开。外面的日光倾泻而入，热浪扑面而来。我跨出门槛，正要往她那辆停在门廊下的黑色奔驰走去。苏红梅却已经走到路边，一只手拎着包，另一只手抬起来，对着远处招了招。

“出租车！”她喊了一声，声音清亮干脆，和在商场上发号施令时一模一样。

一辆黄绿相间的出租车从路的尽头驶过来，停在她面前。她上前一步，拉开后座车门，然后转身看着我，嘴角浮起一丝狡黠的笑。

“你市府宿舍那栋楼，门口蹲点的记者比我别墅附近的还多。你要是从我那辆奔驰上下来，不出三天，网上就能传出一篇《临江市长与女企业家苏红梅豪华轿车共度周末》的新闻。”她把车门撑开，侧身让出通道，“坐出租车回去，就当是市长加班加了一宿，打车回家。就算有记者拍到——你能拍到市长打车，还能拍到什么？”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这叫精明，不叫心虚。”

我看着她站在出租车旁边，米色套装在正午的日光下显得格外干练，脸上的笑意却带着几分孩子般的得意。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瞟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面熟，但又不敢确认。

我坐进后座。苏红梅弯腰，替我把西服下摆往里拽了拽，免得被车门夹住。然后她直起身，拍了拍车顶，对司机说：“师傅，去市府宿舍。开车慢点。”

车门关上，出租车发动了。我透过后窗玻璃，看到她站在原地，一只手拎着包，另一只手抬起来，手指轻轻弯了弯，算是一个告别的手势。然后她转过身，踩着高跟鞋走回别墅。黑色铁艺大门在她身后缓缓合拢，把她的背影和那栋白色别墅一起锁在了里面。

出租车驶过几个路口，拐上了通往市府宿舍的那条路。路两旁的行道树在正午的日光里投下斑驳的树影，地面被晒得发烫，远处能看到柏油路面上蒸腾起来的热浪。

到了宿舍楼下，我付了车费，拉开车门走出来。楼道口的声控灯昨晚还是坏的，今天却换了新的，乳白色的灯泡在正午的日光里显得暗淡无力。我走上楼，掏出钥匙，站在自己那扇门前，把钥匙插进锁孔。钥匙转了两圈，咔哒一声，锁舌弹开了。

我推开门的瞬间，愣住了。

客厅的窗帘被拉开了一半，日光透过纱帘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形成明暗相间的条纹。茶几上不再散落着临行前没来得及收的文件和报纸，而是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报纸叠得边角对齐，文件按照颜色深浅分类，用回形针分别夹好。烟灰缸里干干净净，连水渍都擦掉了。沙发上的靠垫重新拍过，鼓鼓地立在原来的位置。地毯被吸尘器吸过，毛绒的方向整齐一致。空气里飘着一股极淡的柠檬清洁剂的味道，混着若有若无的花香——不是苏红梅别墅里的栀子花，而是一种更加清淡克制的气息，像是白茶或者茉莉。

厨房的灶台擦得锃亮，锅铲按照长短顺序挂在墙壁的挂钩上。冰箱门上原本贴着的一张开会通知的便利贴被重新贴正了，边角没有卷翘。地板拖过，瓷砖之间的浅灰色勾缝剂露出了原本的颜色——原来那些缝不是灰的，是白的。

我站在客厅中央，皱着眉头看了一圈，脑子里闪过好几个念头——是苏红梅提前派保洁来过了？不可能，她刚才和我在一起，而且她有钥匙？不对，我没有给任何人宿舍的备用钥匙，除了市府办公室的后勤处有一套。

那就是后勤处的人来过了。

但后勤处的人不会知道厨房挂钩上锅铲原来挂的顺序。

我正在迟疑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声音。不是敲门声，是锁芯转动的声音。

有人在用钥匙开我的门。

我猛地转过身，身体条件反射般地绷紧了。手本能地往腰间摸——什么都没有。我这才想起来，我的配枪在去新加坡之前就已经交还到市局枪械库了。身上没有任何武器，连一把折叠刀都没有。但我已经侧过了身体，重心下沉，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眼睛死死盯着门把手。

门开了。

阳光从门框里涌进来，把一个人影照成了一个暗色的剪影。然后那个人往前迈了一步，走进了客厅的阴影范围里，脸部轮廓从逆光中浮现出来。

不是恐怖分子。不是什么潜入室内盗窃的小偷。不是记者。

是苏晚。

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款针织衫，袖口推到小臂中段，露出修长白皙的手腕。下身是一条深色的九分西裤，裤脚露出纤细的脚踝。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平底鞋，鞋面没有任何装饰，干干净净。她的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盘起来，而是松松地扎成一个低马尾，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束着。脸上没有化妆，或者说化了极淡的妆——粉底薄得几乎看不见，只有眉尾用眉笔轻轻描过。

她的一只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上印着附近那家便利店的logo。另一只手里捏着一把钥匙——银色的钥匙，和我的那把一模一样，钥匙柄上贴着市府后勤处的红色标签贴纸。

她看见我，脚步停住了。她站在门口，阳光从她背后照进来，把她针织衫下纤细的腰线隐约透了出来。她歪了歪头，马尾甩到一侧肩膀上，嘴角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浮起一个微笑。

那微笑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每一个弧度都像是被精密计算过的。

“苏市长，”她说，声音平稳柔和，像是在汇报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您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