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启示录第三卷（1）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台阶下面几个正在巡逻的安保看见我站在门口不走，往这边多看了两眼，认出是我之后又转了回去。我把记事本合上，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临江市区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辆摩的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突突地驶过，骑手戴着耳机在打电话，声音被风吹散在夜色里。

过去一般老头都是亲自打电话的。从交大时期到我在临江刚起步那几年，他每次要见我，都是直接用他那个老掉牙的红色座机拨我的手机，电话接通以后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苏维民！我下周到你那边去一趟。”后来他调进中央，升了国务委员，又升了副总理，这种直接拨电话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级别越高，规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拍脑袋就打学生电话了。但每次他通过秘书安排行程，都会让秘书在最后加一句“首长让您方便的时候给他回个电话”，那意思就是——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回电话的时候就不是副总理和市长了，是老师和学生。

上次泼了我一脸茅台之后，这句“让您方便的时候回个电话”就没有了。老头没有再主动给我打过电话，连让秘书转达的口信都变得公事公办，不再夹带任何私人情绪。他只是隔三差五让师兄弟们帮忙带个话。大师兄转达的是“让他别老是加班，身体要紧”，二师兄转达的是“听说临江的产业园不错，让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师弟转达的是“师兄，老师说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师弟那张嘴向来最不把门。这些带话都有同样一个潜台词：老头还在生气，但气归气，他还是我的老师，还是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一次他亲自派秘书通知视察行程，还让秘书带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记得了”——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说，他打算借这次视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后呢？

作为国家领导来视察地方，我是不慌的。临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属提炼产业的产值连续十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生物制药产业园一期已经入驻了二十几家企业，华民和亨泰作为临江两大民营旗舰，各项指标都经得起查。西服是合规的，票据是齐全的，汇报材料我心里早就有了框架。老头在考察点现场问什么刁钻问题我都不怕。

我唯一担心的，是老头这次来又要撮合我和苏晚。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老头这辈子对自己认准的事从来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苏晚是他认准了快十年的事。当年在交大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主意，后来我选了母亲他气得半死，再后来他把苏晚从北京调来临江放在我身边当秘书，每一步都像是他预先布好的棋。现在母亲走了，档案上我已经是单身，在老头眼里，这盘棋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收官的时候。他这次来临江，行程表上写的是“听取汇报”“考察企业”“与基层干部座谈”，但在我心里，那张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见的墨水写着四个字——验收成果。

我把记事本和笔收进公文包，在台阶上站了几秒，然后迈步往下走。周铁军在大门口值班，看见我走出来，朝我点了下头。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别。夜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混凝土搅拌站飘出来的水泥粉尘味和远处不知谁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动的窸窣声。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为苏晚可能在——她已经走了，她说“早点回来”之后就拎着那个LV纸袋出了门，她的习惯是话说完了就不会在原地逗留，不会像薛晓华那样趴在门口等。但我得回去把汇报材料的大纲拉出来，明天一早让办公室往省里报。而且刚才在薛晓华办公室里那场折腾，衬衫后背又湿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发上的皮革护理油，得回去换一套。

我走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没打摩的——市长坐摩的白天还能说是亲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谁，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沙哑嗓音在车厢里回荡。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眼熟，但没认出来，只是问：“老板去哪个方向？”

“市府宿舍。”

车子驶过老城区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往外看。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关了大半，只剩几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和烧烤摊还亮着灯。烧烤摊的炭火在夜色里发出暗红色的光，油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飘，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围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脚边趴着一条懒洋洋的土狗。这些场景和我几年前刚当市长时一模一样——临江的夜晚是属于这些人的，不是属于双子塔和玻璃幕墙的。周老头要看发展数据，我能给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临江，应该在这个点来这条街，在烧烤摊旁边坐一会儿，闻一闻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车子拐上市府宿舍门前那条栽了两排行道树的窄路。车灯光柱扫过路缘，一只野猫从垃圾桶后面蹿出来，消失在墙角的暗处。我付了车费，拉开车门走出来。楼道口的声控灯今天早上被苏晚换了新的灯泡，我这会儿咳嗽了一声，那灯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楼道口那扇生了锈的铁门上，把铁门上贴着的“创建文明社区”标语照得发白。

我用钥匙开了门，客厅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苏晚走了。窗帘还是下午她拉上的那个位置，沙发上被她重新拍过的靠垫还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几上她留下的那瓶矿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气里那股极淡的白茶清香还没有散干净。我把灯打开，在玄关换了拖鞋，走进卧室，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干净衬衫。旧衬衫袖口上那几块铁锈色的印子还在，被洗衣液泡过无数次之后已经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晓华办公室折腾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贴在皮肤上黏得难受。

我把旧衬衫搭在椅背上，拿起干净的那件刚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机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来一看——还是北京的区号，但不是刚才那个加密座机号段，而是另一个号码。我盯着屏幕看了两秒，脑子里迅速排除了几种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书——秘书刚才已经通知完了，不会再打。不是苏将军——苏将军现在大概在沈阳军区做出发前的最后部署，没空给我打电话。那还能是谁？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屏幕上那个北京区号的号码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远处有一辆垃圾车正在收垃圾，铁桶碰撞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我刚换上的干净衬衫领口还没翻好，衣领翘在脖子后面，被夜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

“您好，我是苏维民。”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双手把领口翻下来。

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平稳、克制、没有任何多余情绪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在官场上听过很多次——不是那种装出来的严肃，而是被训练过的、把每一句话都当成保密文件来对待的声音。“苏市长您好，我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下周我将随同首长到临江视察，相关事项省委会提前通知您。今天这通电话，是想提前跟您沟通一件涉密事项。”

他顿了顿，确认我没有插话的意思，才继续说下去。“您有一位在交通大学时期的同学，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中文名伊薇。她目前担任临江市三家国有企业在欧洲的联合总代理，同时是您和江曼殊女士的儿子的监护人。根据我们的档案，她的父亲是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流亡海外的反对党——全俄民主联盟——的核心成员，该党目前在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仍有活跃组织。近日军方针对西伯利亚的维和行动遭到了部分苏联自由派流亡人士的公开反对，他们在欧洲议会和几个主要国家的媒体上发起了针对中国维和行动的舆论攻势。中央需要您利用好与伊薇女士的个人关系，尝试通过她接触该圈层，了解其组织架构、核心诉求和下一步行动计划。”

他停了一拍，声音压低了些许。“这不是正式的任务下达，正式指令会通过省国家安全厅的同志向您当面转达，并全程提供必要的支援和保障。今天这通电话，只是提前让您有个准备。”

我把领口最后一颗扣子扣好，走到窗边，伸手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窗外的街道空空荡荡，路灯昏黄的光打在行道树的叶子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宿舍楼下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积了一层灰，看不出在上面停了多久。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几秒，然后把窗帘拉回原位。

“我明白。我会做好准备。”我说。

电话挂断了。我站在窗前，手里攥着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那只老式挂钟的秒针在咔哒咔哒地走，和我胸腔里心跳的节奏。

薇拉。

我把这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像在翻一本很久没打开过的旧相册。交大时期的薇拉——那时候她还叫伊薇，中文说得比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标准，但偶尔会在卷舌音上露出一点东欧口音的尾巴。她是中苏混血，父亲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官，母亲是上海本地人。她在交大学国际贸易，和我同届不同系，是在周教授的国际经济政策研讨课上认识的。她那时候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桌面上摊着一本俄文原版的《资本论》，书页的边角被她用铅笔写满了批注，密密麻麻的斯拉夫字母在日光灯下像一排排整齐的蚂蚁。

她不怎么说话，但每次提问环节都会用最简短的话问出最难回答的问题。有一次老头在课上讲休克疗法对东欧经济的冲击，她举手站起来，用三句话指出了老头数据模型里一个被忽略了半年的变量偏差。整个教室安静了五秒，老头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句“好”。

后来我知道她是苏联外交官的子女，再后来知道她父亲在八一九事件之后因为属于反对叶利钦的派系而被迫流亡。那场事件里，苏联的保守派没能阻止叶利钦上台——但几年以后，叶利钦自己也没能坐稳。他的激进私有化政策导致了恶性通胀和寡头垄断，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亚佐夫元帅在最高苏维埃的支持下推翻了叶利钦政权，建立了以军人技术官僚为主导的新政府，取缔了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政党。薇拉的父亲所属的全俄民主联盟就是被取缔的党派之一，核心成员遭到逮捕或流亡，她父亲带着全家人辗转经波罗的海逃到了法国。薇拉没有跟去。她留在了中国，留在临江，用自己手里那点残余的外交人脉和精通中俄英法四国语言的能力，帮临江的企业把产品卖进了欧洲市场。那是临江制造业第一次直接接触到欧元计价的订单。她不需要参加任何招投标，不需要走任何灰色渠道，只要一封邮件、一通电话、一次在巴黎某家酒店大堂里的面对面会谈，就能把订单拿下来。临江出产的服装、玩具、电子零件，还有后来逐渐成规模的化工产品和稀土金属，之所以能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薇拉的贡献功不可没。

从私人角度看，我更感谢她的不是那些订单和外汇，而是另一件事。

她是我和江曼殊唯一儿子的监护人。

这个选择说来无奈，但我别无选择。当年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江曼殊——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表现出了一种让我费解的反复无常。有时候她会把婴儿抱在怀里，坐在沙发上唱上海滩的老歌，一唱就是一个多小时，眼睛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温柔。但更多的时候，她会突然把哭闹的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换上一身紧得勒出每一道曲线的裙子，涂上正红色的口红，摔门而去。她不会说去了哪里。我在凌晨一点接到过她在酒吧打来的电话，背景音是一群男人划拳的喧嚣和电子音乐的鼓点；也接到过夜总会老板打来的电话，说“苏先生，您太太喝多了，麻烦来把人接走”。最让我心脏停跳的一次，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她在某个地下赌场里被临检的民警带走了，因为同桌的几个男人涉嫌设局诈骗。我去派出所领人的时候，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披着我的旧衬衫，头发散乱，眼线晕成了两个黑圈，看见我来了，她对我笑了笑，说了一句“维民，你来啦”——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家里等我下班。

这些都不是最让我崩溃的。最让我崩溃的是，她每次离家出走，都带着孩子。

她会把还不会走路的婴儿用一块印花背带绑在胸前，踩着她那双细带高跟鞋，叫上一辆出租车，去上海看男模表演。她去什么地方，孩子就在什么地方。酒吧的霓虹灯照在婴儿脸上，夜总会的重低音震得婴儿哇哇大哭，赌场的烟味呛得婴儿不停咳嗽。我每次去接人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我看见的是一个被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折磨到灵魂扭曲的女人，而那个女人的怀里裹着我的儿子。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婴儿的衣服上全是烟味和酒味，有时候还沾着不知道哪个男人留下来的古龙水香味，而江曼殊已经靠在出租车后座上睡着了。

这种极端不正常的氛围对小孩的成长是不好的——这是我能对自己说出的最克制的表述。事实是，如果让孩子继续待在她身边，我不知道他长到懂事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做了那个决定。当薇拉把临江的产品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之后，我跟她谈了一次。不是以同学的身份，也不是以市长和供应商的身份，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对唯一信得过的人托付自己最重要东西的身份。

“薇拉，帮我把孩子带到法国去。那边有好的学校，有安全的社区，有不会半夜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带去看男模表演的环境。我可以付抚养费，付学费，付所有费用——”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没让我继续说下去。“苏维民，我不用你的钱。公司在你手里，公司在欧洲的利润由我打理。每一笔利润分成够孩子用的了。”

她说不用就不用。这些年，汇丰银行的转账记录每一个季度都会准时寄回临江，和转账记录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表格——格子线画得整整齐齐，法文和中文双语对照，欧洲办事处的房租、人工、税费、市场推广费用，每一笔都列得清清楚楚。表格最下面一栏是“可支配利润余额”，那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她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用于扩大欧洲市场的渠道网络，另一部分存进了孩子名下的教育基金账户，剩下的全部汇回临江。她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抚养费。没有在电话里提过一次“维民，孩子要上个钢琴课，需要多少多少”。没有暗示过欧洲物价上涨需要补贴。没有。一次都没有。

这些事，江曼殊都知道。送走儿子之后，她开始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和各种男人制造绯闻。先是李伟芳——她在临江电视台时的老同学，后来去了新加坡发展。他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出差提前回家，发现客厅茶几上放着两只喝了一半的红酒杯，烟灰缸里有被碾灭的女士薄荷烟烟头。李伟芳不是最后一个。后来还有个摄影师，据说是在上海认识的，留着络腮胡，专门拍那种昏暗灯光下的裸体艺术照。母亲做过他的模特——不是那种穿衣服的模特。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大半年，直到那个摄影师因为非法持有毒品被上海警方拘留，这段关系才无疾而终。

对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她回来，我就把沙发铺好，把热水的温度调到她刚好喜欢的六十五度，把她第二天要换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尾。我不问她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因为我问不出口——问了她也会说，那种轻描淡写的、带着几分挑衅几分揶揄的语气，像是在说你管得着吗。与其听她用那种语气说出我不想知道的答案，不如不问。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手机屏幕上的时间从十点跳到了十点十二分。窗外的街道已经彻底空了，那辆白色面包车还停在原地，车顶的灰尘还在。我伸手把窗帘拉严，转过身走回书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记事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钢笔在页首写下：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下周随团回京，需提前沟通。然后我把笔帽拧好，将记事本合上放在台灯下面。台灯的灯泡是暖黄色的，照在深蓝色的封面上，把封面烫金的“临江市人民政府”几个字映得发亮。儿子现在大概上小学了，不知道他这些年有没有怪过我，也不知道薇拉作为监护人，会怎么跟他解释他的身世。

我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照在记事本上，“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万诺娃”那一行字被暖黄色的灯光打得微微反光。钢笔搁在本子旁边，笔帽还没拧上，笔尖的墨迹已经半干了。我把笔帽拧好，往椅背上一靠，椅子发出吱嘎一声闷响。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一个让我忍不住摇了摇头的念头。我认识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不管是什么国籍、什么背景、什么性格，在讨厌江曼殊这件事上，意见出奇地统一。苏红梅讨厌她，薛晓华讨厌她，苏晚讨厌她，我那些师兄师姐师弟们讨厌她，周老头讨厌她讨厌到了当面泼我一脸茅台的程度。而现在我忽然发现，连薇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四国语言、情绪控制力强到能在枪林弹雨里面不改色签完合同的混血女人——也讨厌她。

不，不是“也讨厌”。是“尤其讨厌”。

薇拉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我讨厌江曼殊”这句话。她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但她看母亲时的眼神，和她看一份做错了账的财务报表时的眼神，是同一款——那种微微蹙起眉尖、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灰绿色的瞳孔里闪过一丝被冒犯了的职业尊严感的眼神。那眼神只停留一瞬，然后就被她惯常的平静表情盖过去，但你只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

事情要从那年母亲去欧洲“商务考察”说起。那时候临江外贸集团刚在欧洲打开局面，薇拉作为联合总代理，每年会组织几次正式的商务考察活动——看展会、拜访客户、考察仓储物流中心，行程排得密不透风，通常一周要跑三四个国家，连在车上吃三明治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个考察团的名额。她当时用的名义是“临江电视台随行记者”，任务是拍摄一部关于临江企业走向欧洲的专题片。这个名额不是薇拉批准的，薇拉当时在巴黎筹备一个重要的签约仪式，考察团的人员名单是由国内的外贸集团办公室直接报上去的。等薇拉拿到最终名单的时候，母亲已经在戴高乐机场落地了。

结果所谓的“随行记者”，一条新闻也没发回来。薇拉后来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语气极其克制，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江女士在巴黎的行程和考察团不太同步。”她的中文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过于精准——“不太同步”——这四个字翻译成正常人的话就是：她根本没去考察。母亲在巴黎待了三天，每天早出晚归，考察团的车在酒店门口等她，她从来不出现。带队的负责人急得嘴角起泡，因为每天的行程都是提前和客户约好的，临江的外贸业务刚起步，信誉就是一切。而江曼殊——她不是去谈生意的，她是去享受巴黎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她在老佛爷百货买了多少东西。她把临江外贸集团的商务考察经费当成了自己的购物预算，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刷出了一长串账单。更让我太阳穴突突直跳的是，她在尼斯海滩上被拍到了和几个法国男人举止亲密，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骑着摩托艇带她冲浪。那张照片被人匿名寄回了临江市委办公室，信封上只写了“苏维民收”。我当时拆开信封看到照片的时候，手指捏着照片边缘，指节慢慢发白。不是因为嫉妒，是因为我知道——这笔账最后得有人来平。

果然，外贸集团的财务被省审计厅查了。那笔被滥用的商务考察经费，账面上是“差旅费超标”和“非公务支出”，审计意见写得很客气，但每一行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意思：这笔钱不能公家出。我把自己的工资卡拿出来，对着那些账单一项一项地算。总共补进去将近一年的工资。负责审计的老科长坐在我办公室沙发上，看着我签字，眼圈都红了，说：“苏市长，这不合规矩，这又不是你花的钱。”我说：“老张，把字签了，别让底下的人为难。”他叹了口气，还是签了。

薇拉知道这件事。她在巴黎有办事处，那些账单里有好几张就是她的人先从商家那边截住、代付了再找我报销的。但她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评价江曼殊的话。她只是在下一季度的财务报告里多附了一页纸，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并排写着一段话，措辞彬彬有礼、滴水不漏，大意是：临江驻欧办事处将严格规范商务考察的审批流程，非办事处的在册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办事处名义进行商务活动，过去本季度中发生的不规范情形已予纠正。没有指名，没有道姓。但每一个字都是针对谁的，我心知肚明。

母亲也心知肚明。所以她冲到薇拉的办公室去闹了。

薇拉当时在临江有一间临时办公室，设在原临江电视台那栋老楼里——她早年在临江电视台做过国际新闻的主持人，那间办公室是她当年用过的，后来改成临江外贸驻欧联络处。母亲不知道是怎么找到那个地址的，那天下午三点多，她踩着高跟鞋，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包臀裙，径直推开了薇拉办公室的门，连前台都没让通报。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年轻的女文员在整理报关单，被她吓了一跳。母亲把手袋往桌上一摔，指着薇拉的鼻子开始骂。她骂薇拉是勾引我的婊子，说薇拉借着在欧洲的机会对我图谋不轨，说薇拉是用外国人的身份来破坏我们的婚姻、用公司的钱在欧洲逍遥自在。她骂了很多，语速很快，声音很大，走廊里都能听见。

薇拉当时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放下手中的钢笔，从办公椅上站起来，用手势示意那两个吓得不知所措的女文员出去，然后按下内线电话的免提键，用她一贯平稳的语调说了一句：“叫保安上来一下。”整个过程，她既没有回骂一句，也没有给脸色看。后来周铁军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正好在华民集团跟薇拉谈一笔稀土出口欧洲的运输合同，路过那间办公室的走廊，隔着门听见了里面的动静。

“苏市长，”周铁军当时靠在巡逻车上，点了一根烟，摇了摇头，“伊薇那个女人不是一般人。你老婆骂她骂成那样，她出来的时候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倒是那两个女文员，一个在茶水间里哭，另一个手还在发抖。你说她得多能忍？”

我问他后来呢。

“后来？后来她继续把那份运输合同谈完了。一字不改，一条不让。谈完了她说，‘周先生，能不能麻烦你们华民的安保团队额外安排一辆车，送我们那两个受惊的女员工回家。今天下午的事属于私人纠纷，我不会追究，但希望以后这种情形不要再发生。’就这，没了。”

但母亲没有就此收手。她在临江待了几天，又去了一次薇拉的办公室，这回是傍晚，文员都下班了，只有薇拉一个人在加班。母亲这回不骂了，她换了一种方式——她坐在薇拉对面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脸上挂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极其从容的微笑，问薇拉：“你帮我带儿子，是不是想让他叫你妈妈？”

薇拉后来在电话里跟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声音里头一次出现了一丝我听不懂的情绪。她说：“维民，你让江女士放心。我对你没有任何企图。我帮你带孩子是因为你不容易，不是因为我想取代谁。”她把话说到这里就停了。她没有要求我处理这件事，没有要求我跟母亲摊牌，甚至连一句抱怨都没有。但我听出来了——那丝我听不懂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被冒犯了尊严之后还要维持体面的、极其辛苦的克制。

而所有这些——从巴黎的账单到办公室的谩骂——都没有影响她每隔一季度准时把利润汇回临江。外汇通过汇丰银行进来，每笔都有据可查。欧洲办事处的运营成本，她每年都在压缩，自己的工资十年没涨过，出差住宿永远控制在公司标准以内，连在布鲁塞尔请客户吃饭的小票都附在报表后面。而临江市政府用这笔宝贵的外汇储备做了什么——引入外资产业园、引进德国汽车配件生产线、扶持本土电子代工产业集群、上马生物制药中试平台、改造老城区地下管网和三条主干道市政工程。这些项目的启动资金里，都嵌着薇拉从欧洲汇回来的每一欧元。

我把记事本翻到下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薇拉——下周随团回京，当面道谢。

写完这行字，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台灯光圈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女人——苏红梅、薛晓华、苏晚、薇拉——她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对我好。有人给我做早饭，有人给我挡子弹，有人查我的航班号，有人帮我带孩子。而那个我最该对我好的人，从来都是把风暴带到我门前，然后等着我去清扫碎片。江曼殊，妈，我到底欠了你什么。